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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1956年才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 1964年东京成功举办第十八届奥运会，共有94个国家和地区的514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奥运会，它意味着日本告别战后复兴阶段，走向发达国家。

  当时，日本政府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斥资30亿美元，在东京修建了一流的体育场馆和设施，促使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相继竣工，还兴起了饭店建筑热，使东京变为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市。

  东京奥运会盛况空前，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的进取心和自信心，日本的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 1964年对战后日本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当年4月，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同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会首次在东京举行，继而奥运会又在东京举行。日本人兴奋地认为：“这些都仿佛是为日本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举行的纪念庆典。”东京奥运会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当年经历过东京奥运会的日本人至今仍引以为豪。

  当时的东京奥运会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其中之一是，每个细节的周到服务形成整体一条龙的高水平服务。例如，东京从所有比较高档的饭店到成田国际机场都有定点定时发车的公交班车(大巴)，非常方便。在宾馆大堂，放有去机场大巴的时刻表和专职接待人员。在机场内兑换外汇的柜台旁边设有大巴售票处。这些班车和出租车的司机送客人到达目的地时，都会帮乘客卸下行李才算完成任务。这些服务使人感到日本人的服务质量和态度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奥委会还精心组织、精细安排，于1963年10月举办“体育周”，按各项运动的人员流程进行预演，并在奥运期间为各参赛国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这充分展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民族特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上点燃圣火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阪井义则。他并不是一位奥运选手，选中他的原因，是他出生在1945年8月6日，即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日子。这一安排体现了日本为纪念战争受难者、呼唤世界和平、塑造战后和平国家形象的苦心。

  日本针对“后奥运经济”采取的措施促使经济回升。日本经济在奥运会后出现了暂时的下滑，增长率从1964年的13%降至1965年的5%，但1966年以后日本经济再度获得生机。针对物价上涨、中小企业倒闭等问题，日本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稳定了物价。从1967年到1969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13%以上的高速增长。日本从1968年起，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特别是1970年在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再次成为带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两国开展的各种友好活动，也是在为北京奥运会良好气氛“预热”。当年3月，以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包括6名原奥运会选手在内的225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了“支持北京奥运会国会议员之会”，成为参加人数最多的日本国会议员组织。其宗旨是为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提供支持，并进一步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今年5月，胡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取得圆满成功。此后，中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日本政府及时派出救援队和医疗队，日本国会议员组团前往灾区运送救灾物资，大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印象。一个中日高层交往的高潮与民间感情改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形成当前中日关系的主流。福田康夫首相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日本决定派出335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奥运会，是迄今人员最多的一次；另外，日本还将有上万名旅游者来北京观赏奥运会。

  目前，日本主流媒体大都期待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日本公众比较担心的是，在中日两国比赛时，中国观众是否会给日本运动员喝倒彩，希望中国观众能给双方运动员加油。一些媒体关注以“反华”着称的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出席北京奥运会是否会引发争议，希望中国民众能把政治和体育分开。

  笔者认为，本届奥运会将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和平大国、成功大国的形象。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将努力学习各国之长，见贤思齐，不断完善自我，提高国民素质。中日两国都应把北京奥运会作为增进两国民间友好的一次重要契机。中国民众应当善待前来参赛的日本奥运选手和普通旅游者。这样，通过两国媒体的报道，北京奥运会就能成为记录中日友好的崭新一页而载入两国关系史册。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